人口变局之下的破局之道
【开栏的话】
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知名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到中心交流研讨，以汇聚全球顶尖智慧，共研时代重要命题。这些跨越国界、充满智慧的真知灼见，不仅能为中国发展提供镜鉴，也为世界理解中国打开了新的窗口。为将这些优秀思想成果分享给业界及企业，中国经济时报自即日起开设“全球观·中国策”版面，聚焦前沿理论与学术观点，以深度报道架起中外思想者对话的桥梁。首期聚焦“人口变局下的破局之道”，以全球视野探寻人口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沃尔夫冈·卢茨
【人物简介】 沃尔夫冈·卢茨（Wolf? gang Lutz），全球顶尖人口学家，1956年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83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学博士学位。曾任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院（IIASA）副总干事、维也纳大学人口学系主任、奥地利科学院维也纳人口学研究所所长，1995—2020年期间担任IIASA世界人口项目负责人。此外，他还曾担任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他是奥地利科学院、德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世界科学院、芬兰科学与文学学会以及欧洲科学院院士，也是维特根斯坦人口和全球人力资本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卢茨已发表280余篇学术文章，研究涵盖了人口动态、全球教育趋势、人口老龄化以及气候变化与人口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学术界对全球人口发展趋势的理解，也为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曾在顶级学术期刊如《科学》《自然》《人口与发展评论》等发表重要文章，并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辑或顾问。
近期，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发布《2025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在调查14个国家超1.4万人后发出警告，全球正面临生育率危机。该报告显示，全球已有55%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代际更替所需的2.1个孩子。同时，人口负增长国家名单已扩展至40余个。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近年来，有下降趋势。人口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伴随着全球对人口问题的深切忧虑，坊间政策讨论大多聚焦于如何通过各种激励手段将生育率提升至代际更替水平（通常指总和生育率达到2.1）。然而，在这些焦虑声中，全球顶尖人口学家，奥地利科学院副院长、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人口与高级研究项目创始主任沃尔夫冈·卢茨（Wolfgang Lutz）——“低生育率陷阱”的提出者，以其开创性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更具建设性的视角。
不久前，卢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交流讲座上，进行了题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平衡》的演讲，提出以“多维人口动态模型”重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应超越传统以“年龄”和“数量”为中心的人口分析框架，将“教育”作为与年龄、性别同等重要的核心维度，用以重新审视和预测人口变化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卢茨认为，衡量经济负担的关键并非传统抚养比，而是“教育加权抚养比”。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利用效率所带来的生产率增益可抵消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他主张，将政策重心从提升生育率转向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通过优先投资教育、推动性别平等、构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制度等，破解低生育率与老龄化难题，实现更具韧性的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的影响被严重误读 低生育率并非绝对危机
传统观点认为，低生育率将导致劳动力萎缩、经济衰退，但卢茨教授的研究颠覆了这一认知，“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只计算每个劳动者要养活多少老人，却忽略了人力资本的质量。”
低生育率已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一些人担心低生育率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加剧，从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卢茨团队通过“生产力加权抚养比”模型发现：人口结构的影响被严重误读。
“单纯计算多少老人需要多少劳动力抚养是片面的。”卢茨指出，“教育水平提升可大幅抵消老龄化影响——一个60岁的高技能劳动者创造的经济价值，可能远超三个低技能青年”。
劳动抚养比是衡量人口结构对经济影响的重要指标。传统上，劳动抚养比主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然而，这种简单的年龄划分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的生产力和经济贡献。
卢茨认为，通过引入教育和劳动参与率等因素，我们可以对劳动抚养比进行更准确的计算。例如，在欧盟，传统意义上的年龄抚养比在快速上升，显示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然而，当我们考虑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时，情况则有所不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即使劳动力数量有所减少，但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仍然可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也是为何瑞典、新加坡等高教育国家在低生育率下仍保持经济活力的原因。卢茨研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发表的论文中，对比了欧盟三种抚养比测算方式。传统年龄抚养比（绿线）：2050年增长60%；实际劳动参与抚养比（红线）：仅增长20%；教育加权抚养比（蓝线）：仅增长10%。
“意大利与瑞典的对比清晰地揭示了问题的关键。”卢茨列举了两组数据。意大利45—54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58%，其中仅28%受过高等教育；而同年龄段的瑞典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86%，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达到了41%。这一差异很好地解释了，为何瑞典在保持1.7的较高生育率的同时，实现了比意大利（生育率为1.3）更稳健的经济增长——更高水平的教育促进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在人口结构压力下维持经济活力。
教育才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核心途径，在提升人口素质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显著的人口和教育变化。卢茨在演讲中分析，1950年，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呈现出典型的年轻化结构，生育率较高，但教育水平较低，特别是30岁以上的女性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教育的普及取得了巨大成效。到了1980年，年青一代的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许多女性至少接受了初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202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进一步变化，生育率下降，教育水平持续提升，年青一代中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不断提高。
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同时，教育的普及也改变了人口的生育观念和行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率逐渐下降。
卢茨认为，尽管2050年后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但人口老龄化的负面经济影响并非不可避免，除了实施提高生育率举措外，确保当代和后代接受良好教育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当前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快速提升，比如“00后”女性大学入学率超过50%，将显著抵消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
从全球人口的教育水平来看，自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仍有约10亿人处于文盲状态，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未来，随着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世界人口的教育水平将继续提升，这将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初等教育普及是20世纪的目标，21世纪需要中等教育全覆盖——这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跳板。”卢茨说。
卢茨建议，国家应该通过改善教育、推动性别平等以及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等方式来增强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不仅能够提高生育率，同时也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口政策应从关注人口数量转向增强人力资本
如何灵活应对人口挑战？卢茨开具了一剂“良方”：人口政策应从关注人口数量转向增强人力资本。
卢茨的研究显示，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大于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的人口红利理论，即经济增长主要由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带动。尽管老龄化会带来劳动力短缺和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加大等问题，但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健康预期寿命，社会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经济活力。
卢茨呼吁各国摒弃“人口焦虑”，并主张人口政策应从关注人口数量转向增强人力资本。政府应该摒弃以人口数量为目标的政策，重视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改善健康状况来增强人力资本，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
为此，卢茨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教育优先，将中等教育普及作为核心投资，替代单纯生育激励；二是劳动优化，通过延迟退休、强化女性就业保障提升实际劳动参与率；三是数据升级，建立涵盖年龄、教育、健康的多维人口统计体系。
“企业会为员工培训买单，国家更应如此。”卢茨总结，“21世纪的繁荣不取决于有多少婴儿出生，而取决于我们如何赋能每一位公民。” （实习生马睿阳、王思茹对此文亦有贡献）
【理论小贴士】
什么是“低生育率陷阱”？
“低生育率陷阱”这一概念，是由奥地利著名人口学家沃尔夫冈·卢茨和希尔贝克（Skirbekk）在2005年发表的《低生育率国家应对进度效应的政策》（Policies Addressing the Tempo Effect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论文中首次提出的。该概念认为，当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低生育率就会产生“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会使生育率进一步降低并且难以回升，由此掉进低生育率陷阱。2006年，卢茨等将“低生育率陷阱”提升到理论高度，并深入论证了“低生育率陷阱”的三种自我强化机制。这三种机制分别是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一经提出就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引起了人口学界的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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